唐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地位

 

　　科举制创始于隋，但由于隋祚短促，它的完善和程式化便不得不在唐代完成。科举制分为常举和制举两大类。常举主要有明经科和进士科，固定在春天举行，而制举则是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立的一些科目。洛阳在唐代、武周和五代做过都城，举办过科举活动，本文对此进行考察，并揭示贯穿于其中的河洛文化的支配地位。

 

　　一

 

　　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在洛阳宫诏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搜访当地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以及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由官府提供车辆，举荐到洛阳宫，“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①]这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制举，但却拉开了洛阳科举活动的序幕。十年后，他下诏次年二月东赴泰山封禅，后因河北闹水灾而取消，“其朝集使及选举人等，前令诣洛阳宫，可依常年集限，并赴京师”。[②]这是洛阳一次落空了的科举活动。

 

　　唐高宗在位期间七幸洛阳，累计11年，洛阳的科举活动因缘时会，开始活跃起来。显庆二年（657）他初幸洛阳，就正式改称为东都，规定洛州官员阶品并准京师长安所在地雍州，并下诏选拔武将，刘仁愿中第。龙朔二年（662）又在洛阳设置国子监，以满足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子孙上学应试之需。上元元年（674）他又幸洛阳，年底，皇后武则天建议明经科按照策问《孝经》、《论语》的办法，加试《老子》。次年初高宗批准，并且令进士科也加试《老子》策问。虽然武则天建周后取消这一做法，但玄宗又发展成为道举，可见洛阳对此事的奠基作用。制举须皇帝亲自过问，调露元年（679）十二月，高宗在洛阳武成殿接见岳牧（地方官）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是什么意思。武陟县尉员半千答道：兵书多说天阵指星宿孤虚，地阵指山川向背，人阵指偏伍弥缝；自己以为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三军使兵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利，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将何以战？”[③]高宗非常欣赏，擢为上第。次年，他又在洛阳批准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关于明经进士加试帖经的建议，此后遂成为制度。可见科举制一些做法的创立成型，与洛阳有关，是河洛文化的新内涵。

 

　　不仅如此，唐高祖建唐次年（619）下了一道诏令，指出“八卦初陈，九畴攸叙”是中华文明的滥觞。古人认为，八卦即河图，《洪范》九畴即洛书。相传伏羲祭祀黄河，有龙马负图自黄河中出；上天赐大禹洛书，由神龟背负，自洛河中出。《易·系辞上》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的这个传说。如果说河图洛书作为河洛文化源头的说法未免神秘朦胧的话，那么这道诏文的其它内容则是有案可稽的。诏文称周公和孔子为“二圣”，命长安国子学各立庙一所，四时致祭。周公是历史上最早主持建都洛阳的人，诏文说他制礼作乐，“起化二南”。[④]“二南”应指《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周南》是洛阳以南直至江汉地区的民歌，首篇《关雎》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唐代洛阳人张说认为这里的“河”即是洛河。他的《离会曲》说：“何处送客洛桥头，洛水泛泛中行舟。可怜河树叶萎蕤（按：依照文意，应为葳蕤），关关河鸟声相思。”尽管太宗初期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但科举制以周孔之教为理论核心的做法却不曾改变。这可看出科举制与河洛文化的关系。

 

　　二

 

　　高宗长驻洛阳，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在洛阳去世，此后，武则天又以皇太后和大周皇帝的身份继续驻洛20年，洛阳改称为神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关于洛阳的科举活动，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只有两年记载两都录取进士。永昌元年（689）条首次记载和永泰元年（765）条，都注云《唐摭言》、《册府元龟》、《旧唐书》等典籍以两都贡举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仍然使人感到疑惑，永昌元年是否为洛阳常举的起始年份？未注两都贡举者是否仍在长安开科取士？尚须做些辨析。其一，政治中心稳定在洛阳后，负责科举活动的机构也就固定在洛阳办公，当然没有必要在常举时间长途跋涉，到已被冷落起来的长安主持科举考试，因而常举应同制举一样，在洛阳举行。其二，进士试题有时体现地方色彩。据《登科记考》，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以《花萼楼赋》为试题，花萼楼在长安兴庆宫；唐代宗大历十年（775）东都洛阳以《龟负图诗》为试题，即上说河图洛书。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在洛阳临朝称制已经一年，策问进士的试题就批评前代建都“轻兹中土，弃九洛而不营”，还以《九河铭》为作文试题。九河是黄河下游诸多支流的总称，而洛阳北的孟津小浪底是黄河最后一个峡谷，因而是黄河下游的起点。因此，这年的常举可断定是在洛阳举行的，这比徐松所说永昌元年早四年，那么，永昌元年当然不是洛阳科举活动的起始年份。其三，登科记以京师举行常举为常态，不必出注，只注明行在或其它地点的录取活动。武则天执政时期未注两都者，当然可看作是在京师举行的，而当时的京师是神都洛阳。但长安有贵族和官吏居住，其子孙在当地上学，不妨考虑在长安举行小规模的常举，这一活动可能由西京留守主持。

 

　　我虽然提出早于永昌元年四个年头的垂拱元年洛阳即有科举活动的说法，但垂拱元年是不是洛阳科举活动的起始年份呢？《唐会要》卷75《东都选》条有则资料说：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始置两都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二年（777）停东都举，是后不置”。奇怪的是，博学多闻如徐松，所撰《登科记考》引用了不少《唐会要》的资料，却根本不提这则资料。我起初以为徐松治学审慎严谨，大概由于未发现具体事例，认为是不曾执行的动议，故而不录，后来发现这里另外几则资料也未提及，而其它书籍中有关选举的资料并未因缺乏实例而舍弃，这才推测或者他使用的《唐会要》版本不同，缺少《东都选》的内容，或者他偶然疏忽，造成遗珠之失。但这时科举活动是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的，这则资料怎么说“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制度不合，恐有问题。据彭庆生先生《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所附《陈子昂年谱》：调露元年（679），陈子昂由家乡梓州射洪县（今四川省射洪县）赴京师长安，游太学，次年在东都洛阳应进士举落第，著有《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落第西还别魏四懍》等诗。这比垂拱元年早五年，可见垂拱元年也不是洛阳科举活动的起始年份。

 

　　现在再来考察一下武则天时期洛阳科举活动的主要内容，这可分为四点加以论述。

 

　　（一）武则天把科举活动和执政柄、革唐命紧密结合起来，以察舆论，收人望。《登科记考》卷3记载，她临朝称制之初，策问时就径直称“朕”，说“五运因循，明王由之革命”，“莫不母子相承，终始交际”；还多次以“周”、“汉”对举。她后来改唐为周，有其父曾封周国公的因素，然而其心迹可说由来已久。应试者的对策，口径不一致。有人称她为“圣母皇帝陛下”，并以女娲和姬姓的周朝为典，歌颂她“掩娲后以称尊，迈姬任而莅政”；但多数人只是谨慎地称她为“皇太后陛下”，“母临黔首，子育苍生”。可见立即改朝换代，条件还不成熟。她于是考虑收买人心。天授元年（690），她大搜遗贤，各地近万人来洛阳应制举，她到城南门楼亲自临试，还将最好的对策试卷复写后颁示朝集官员和外族来宾，“以光大国得贤之美”。[⑤]这一年，她还在洛城殿策问贡士，数日才完毕，开贡士殿试的先河。不过，这只是在宫殿里行考功员外郎之事，与后代省试之上的殿试含义不同。称帝年余，她又接见各地贡士，不管贤愚，一律提拔，授予试凤阁舍人、给事中、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职，以至于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⑥]之诮。长寿二年（693），有人上书说：“比年以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惟贡人独于朝堂拜列”，是“贵材而贱义，重物而轻人”，因而“请贡举人至元日引见，列在方物之前”。[⑦]她接受这一批评建议，表示出对人材的尊重。这些做法实际上突破了武则天参政夺权的狭隘目的，使科举制发扬光大，增大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

 

　　（二）武则天注意调整儒释道三教关系，突出儒学的经世致用功效。她当初建议科举加试《老子》，说老子李耳是李唐皇室的始祖，《老子》是“圣教”，这有媚唐的成分。改唐为周后，她便调整政策，长寿二年（693）令贡举人学习自己编撰的《臣轨》，而停试《老子》。《臣轨》的内容从书名可推知是当臣子的行为准则，这是儒家的君臣关系规范。她因佛教制造理论依据而登极，但对佛教偏重于利用，从属于世俗利益，并非一味信仰偏袒。长寿三年制举策问说：佛教僧侣“兰艾因而或糅，玉石由是难甄”，若令沙汰，“恐乖智海之宏规”，但为了“王化”，请问“施张之术，去就何从？”薛稷答道：对于混入僧籍中的不良分子，要让他们自新、还俗，国家应控制佛教的发展，提倡在家出家当居士。[⑧]体现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这样，儒学在科举活动中的统治地位便牢不可破，用以熏陶、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材。

 

　　（三）武则天首创武举，拓宽了科举制的领域。唐高宗初幸洛阳，曾诏令官吏举荐“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以及“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⑨]的人材。这是选拔武将的制举。长安二年（702），武则天下令各州练习武艺者，每年按明经、进士例举选，这便成了常举。这时，她刚幸长安不久，次年又回洛阳，武举的具体实施当然是在洛阳。考虑到她长驻洛阳30年，其政治生涯与洛阳密切相关，武举应看作是河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武则天强调和发挥了河洛文化的主导作用。她批评前代定都不重视洛阳，已见上述，然后她就定都神都事征求应试者的意见。天授元年（690）制举策问说：“河洛建受图之所”，“定都考室，斯焉是崇”。[⑩]这与李唐首崇长安的关中本位政策截然不同，是政权更迭中难免出现的现象。应试者也就不断地称颂洛阳和河洛文化。张说这次答道：“陛下……据河洛之规模”，“轩后鱼图之水，建邦设都；周公龟墨之地，考堂作室”。[11]证圣元年（695），孙嘉之进士对策又说：“自龙马出河，爰分八卦，灵龟荐洛，乃见九畴。文字以兴，典谟斯起。”[12]直到唐末，进士黄滔应试杂文《人文化天下赋》还是在说中华文化“肇自河龟见，洛书陈”。[13]可见唐人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最可注意者是唐人沈既济的一段话，说武则天参政执政的几十年间，“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以至于到唐玄宗时期，“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14]可见科举制在武则天时期臻于完备，形成规模，社会上选定进士出路蔚成风气。这是武则天时期河洛文化的新内涵，进士科作为科举制的重要参与部分，影响中国政治生活长达一千余年，其支配地位是勿庸置疑的。

 

　　三

 

　　唐玄宗生于洛阳，登极后五次幸洛，在洛阳有不少科举活动。开元五年（717），他诏令各州所贡明经、进士赴长安后，应组织起来到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学官为他们讲解儒经，回答疑问，五品以上的朝请官和朝集使前往观礼。开元二十四年，举人和主考官闹纠纷，他诏令科举的主持机构由吏部改为礼部，官员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改为礼部侍郎。这些制度在长安实施，但诏文都是玄宗在洛阳下的，因而洛阳是这些制度的出台处。他还多次在洛城南门楼亲试制举人，有文藻宏丽、贤良方正、武足安边、高才沉沦草泽自举、智谋将帅等科。他还在洛阳为《孝经》作注，颁布全国。

 

　　唐代宗也生于洛阳，永泰元年（765）置两都贡举。《旧唐书·贾至传》和《新唐书·选举志》都说头一年礼部侍郎贾至因时艰岁歉，奏请应举士人分赴两都考试。这当然是直接原因。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当时的民族格局、政治形势，以及代宗对洛阳的看法。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回长安后，厌于巡幸之苦，再不东幸洛阳了，这意味着削弱了洛阳临制东夏和屏障长安的功能。安史之乱所以能那么肆虐，与钻了这个空子有关。唐廷勉强平定了叛乱，接受安史降将当华北地区节度使，大致稳定了形势。而吐蕃却乘机侵占了河陇地区，甚至在广德元年（763）深入京畿，迫使代宗东避陕州。代宗这时曾考虑迁都洛阳，因郭子仪等人谏阻而罢休。次年贾至建议两都分试，与代宗重视洛阳的想法暗合，因而批准。于是贾至改授尚书左丞，主持长安的贡举，洛阳由礼部侍郎主持。后来长安由礼部侍郎负责，洛阳则改由东都留守负责。两都试题不同，如大历九年（774）长安试《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诗》，洛阳试《清明日赐百僚新火诗》。两都考试时间不统一，大抵洛阳晚些，有时会放到年底。《登科记考》卷10说十一月下旬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在天津桥放杂文榜。但格式一致，诗赋都限制韵部和字数。这样实行了11年，到大历十年（775），礼部侍郎常衮上疏以为贡举人和应制举者不同，应该按照旧章，谒见有司、先师和皇帝，建议取消洛阳贡举，贡士一律集中到长安考试。代宗批准，次年起便停止了洛阳的贡举活动。

 

　　高宗在洛阳设置的国子监，和长安的国子监分别称为东监、西监。后来，洛阳又设置了国子馆、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和崇玄学等，但设于何时，史籍失载，仅知玄宗时已有。《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规定两京崇玄学以外各学馆生员的人数，洛阳少于长安，这是洛阳官员子孙少于长安的缘故，但保证了常举各科的生源。

 

　　《册府元龟》卷640注云：大历十一年代宗批准常衮的建议，“是后不置东都贡举”。上引《唐会要》那则资料也说：“自大历十二年停东都举，是后不置。”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七月曾下敕：“今年权于东都置举，其明经进士任使东都赴集。其上都国子监举人，合在上都试及节目未尽者，委条流闻奏。”八月，礼部奏：“上都国子监、宗正寺、鸿胪寺举人，并请待东都考试毕，却回就上都考试。”[15]于是次年春就由礼部侍郎崔郾在洛阳主持考试，试题为《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诗题体现了地方色彩。缑山在洛阳东侧，属洛州缑氏县（今偃师市境内），王子晋是所谓仙人，李白《感遇》诗说他“得道伊洛滨”。这次京兆人杜牧在洛阳考中进士后，立即赶回长安，又考中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意之极，赋《赠终南兰若僧》诗，自吹“两枝仙桂一时芳”。但这次是权宜之计，并没有坚持下去。

 

　　唐代洛阳最后的科举活动是在唐昭宗和唐哀帝时。这时，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势力在河南崛起，灭唐建梁，势在必行。天复四年（904），朱全忠胁迫昭宗迁至洛阳，成为傀儡。昭宗下诏让各地官员察访举荐怀才抱德隐遁山林和武艺绝伦湮沉卑贱者，许诺将待以不次之位，但这已完全没有意义。当年，朱全忠杀昭宗，立哀帝，从次年起直至唐亡，连续三年在洛阳开科取士。这名义上是皇帝在选拔人材，实际上是朱全忠在分化组合势力，演习显示自己的实力。他曾奏进士高第刘匡图是河中判官刘崇的儿子，恐涉群议，请礼部取消，礼部只好照办。不过，我们抛开政权更替的内容不管，依然能看到洛阳和河洛文化同唐代科举活动的密切联系，是与唐代相始终的。

 

　　四

 

　　朱全忠建后梁，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他在位后期驻在洛阳，开平三年（909）、四年，在洛阳下诏搜访贤良，认为非才不治，得士则昌，各地人材将试其所长，待以不次。但这时的中央衙署在开封，科举的考试、录取都在开封举行。后唐以李唐的后继者自居，灭梁后以洛阳为京师，一直在洛阳实行科举制。此后的晋、汉、周都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仍称西京，科举活动集中到开封举行。但据《登科记考》卷26，后晋建立后的第九年，即开运元年（944），考中进士的孟宾于有诗云：“两京游寺曾题榜，五举逢知始看花。”证以后周广顺三年（953）权知贡举徐台符奏：“今后举人须取本乡贯文解，若乡贯阻隔，只许两京给解”，我疑心后晋曾在洛阳开科取士，至少在洛阳进行过选拔试。

 

　　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可论述者有以下三点：

 

　　（一）唐文宗时，郑覃厌恶进士华而不实，奏请取消进士科。文宗拒绝，说：“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16]郑覃长于经学，就奏请由奥学宿儒校定儒经，按东汉蔡邕刻碑洛阳太学的先例，刻石经作为标准定本，以纠正民间流传儒经的文字错讹现象，并用以抑制进士浮华。开成二年（837），由郑覃负责，刻成石壁九经，共160卷，65万余字，114块，立于长安国子监。儒经是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为科举制所依据。后唐定都洛阳，长安石经无法利用，长兴三年（932）二月，后唐明宗采纳宰相冯道、李愚的建议，令判国子监田敏组织博士儒生将长安石经抄写、校勘，雕版印刷，颁示天下，其它杂本一律废除。将近五年后，后唐灭亡，后晋、后汉、后周依次继立。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田敏进呈九经雕版，九经印本的完成便成了国子监由洛阳移入开封的事。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对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后唐这次，是雕版印刷发明以来政府主持印刷书籍的第一次实践，而这又与洛阳的科举活动分不开，完全有理由说，这是河洛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后唐整顿科举制，对童子科的年龄和业务水平，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复核录取程序，春关、冬集、闻喜宴、关宴等活动的经费提供，杜绝请托和结党营私的办法，谢恩地点等等，都作了规定。但进士浮华由来已久，革弊未见成效。《旧五代史·冯道传》说：工部侍郎任赞嗤笑冯道“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兔园策》又名《兔园册府》，是为举子应试而编的书，因而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乡村学校用于教授儿童，由于普及到家藏一本的程度，人们多不以此书为贵。冯道还击任赞道：此书是名儒编集，自己能讽诵；“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任赞十分羞愧。

 

　　（三）五代分裂时期，南方各国虽然割据一方，但名义上仍然尊奉中原朝廷，不断进献方物，听取号令，中原朝廷也对各国统治者授官封爵，加以羁縻。科举制是其中精神维系的一个方面。吴越、南唐、后蜀、南汉等国，都规模不同地立学校、开贡举，这既是中原行政手段的辐射，又是母体文化的子体布局。同时，也有一些割据区域的举子来洛阳应试。上文提到的孟宾于，即来自南方割据区。《唐才子传·孟宾于传》记载：孟宾于是连州人，连州治所在今广东省连县。他编集自己所作诗文百篇，献给李若虚侍郎。李若虚非常欣赏，于是“采猎佳句，记之尺书，使宾于驰诣洛阳，致诸朝达，声誉蔼然，留寓久之”。考进士之前，孟宾于先投诗给主考官礼部侍郎符蒙，诗云：“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得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符蒙相见恨晚，于是录取为进士。“时已败六举矣”，这便是他在洛阳“留寓久之”的具体时间。考中进士后，他到南唐去做官。这则记载还说他一位姓李的同榜进士称他“昔日声尘喧洛下，近来诗价满江南”，就是指的他这段经历。《登科记考》卷25记载，后唐同光四年（926）在洛阳考中进士者有张纬，并引《十国春秋》说：“闽人张纬，入中朝应举。”研究这一现象，只有展开历史的进程，结论才能醒豁。这里先上溯到前代，做点逆向考察。匈奴贵族刘渊，幼年曾随上党人崔游学习经史百家和孙吴兵法，后以任子身份长住西晋首都洛阳，交游汉族官僚。他曾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17]随何、陆贾是西汉著名的谋臣，周勃、灌婴是西汉著名的武将。刘渊自诩文武双全，高出他们一筹，足证洛阳作为东汉、曹魏、西晋的首都以来，所保留的中原传统文化，对游牧族的熏陶、改造作用。南北朝时期，北方是少数族统治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使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各少数族迅速走上封建化道路，被汉族和汉文化同化。萧梁的陈庆之在建康啧啧称叹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18]这表明河洛文化的统治地位和生命力，得到南北各族人民的承认和肯定。

 

　　现在再看五代之后的情况。北宋继后周之后，仍以开封为东京，但宋太祖一直想迁都洛阳，直到开宝九年（976）巡幸洛阳，还有这个想法。他说：“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由于大臣们不同意迁都，他只好表示“姑从之”。[19]金占领开封，灭掉北宋，南宋人的诗词在描述开封沦陷和北上抗金收复失地时，却喜欢以洛阳和河洛作为代指。文及翁《贺新郎·西湖》说：“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黍离》是《诗经·王风》中的一篇，古人认为西周灭亡之后，一位大夫偶过故都镐京，见宗庙宫室荡然无存，原址已成一片农田，长满庄稼，不禁彷徨感伤，作了这首诗。镐京即西安，与洛阳不相干，文及翁用这一典故代指北宋灭亡，开封沦陷、衰败。其实，他原本可以用合乎平仄要求的其它词汇来替换“洛阳”，而直说开封，诸如泛指可用京师、京华、帝城，特指可用东京、汴京，代指可用梁园、夷门，甚至长安，等等。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说：“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河洛与燕幽对举，两者所指地区不同。他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却只说：“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这里若改“清河洛”为“收河朔”，平仄韵部皆合。河朔地区在河洛地区以北，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在唐代，安禄山在幽州起兵叛乱，杜甫《壮游》诗便说：“河朔风尘起”；唐廷接受叛乱将领投降，安排为藩镇节度使，幽州（卢龙）藩镇和另外两个河北、山东的藩镇统称为河朔三镇。由此可知，河朔的概念包括幽燕在内。岳飞若说“收河朔”，自然包含了“清河洛”的意思。同样，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说：“河洛腥膻无际”；方岳《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说：“醉眼渺河洛，遗恨夕阳中。”可见他们宁说“洛阳”，不说开封，宁说“河洛”，不说河朔，足证洛阳和河洛在他们心中的份量有多么重，这是历史形成的洛阳和河洛文化的地位使其然的。这样，我们对五代分裂时期与河洛文化相表里的科举制在洛阳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为此后祖国再度统一所提供的推波助澜功效，也就可以认为是意料中的事了。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修订稿载《洛阳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①]《全唐文》卷6《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

 

　　[②]《全唐文》卷8《停封禅诏》。

 

　　[③]《册府元龟》卷643。

 

　　[④]《全唐文》卷1《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

 

　　[⑤]《大唐新语》卷8。

 

　　[⑥]《资治通鉴》卷205。

 

　　[⑦]《册府元龟》卷639。

 

　　[⑧]《登科记考》卷3。

 

　　[⑨]《全唐文》卷12《令百官各举所知诏》。

 

　　[⑩]《文苑英华》卷477。

 

　　[11]《张燕公集》卷11。

 

　　[12]《登科记考》卷4。

 

　　[13]《登科记考》卷24。

 

　　[14]《通典》卷15《选举典三》。

 

　　[15]《册府元龟》卷641。

 

　　[16]《旧唐书》卷173《郑覃传》。

 

　　[17]《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18]《洛阳伽蓝记》卷2。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