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敏
洛阳凭借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高起点的古代音乐文化形态，创造了气象万千的古代音乐文化形式，形成了具有历史连续性传承的古代音乐文化系统，尤其两周、两汉、隋唐时期，更以其卓越的表现矗立起一座又一座古代音乐艺术的高峰。
两周时期是洛阳古代音乐文化的第一个高峰。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周文化使洛阳古代音乐真正开始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系统，被纳入礼乐制度的音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流文化地位，成为王权制度的形象化展现。如近代在洛阳两周遗址中屡屡出现的大量青铜编钟、编镈及诸多的编磬，作为三千年前礼乐制度精神的物质代表，典型地展示出周代礼乐文化的历史力量。周公在洛邑王城的“制礼作乐”将乐舞与政治和伦理的结合推向了极致，不仅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而且为礼乐制的实施设置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音乐机构，创始并完善了以《六代乐舞》为内容的宫廷雅乐体系，完成了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演化，从而将中国古代奴隶制音乐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并对中国后世几千年封建制度和音乐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发展时期，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传统音乐的地位和形态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使洛阳古代音乐文化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通过对先秦乐舞进行汲取与继承，对四夷文化进行借鉴与融汇，气势宏大的汉代音乐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新的音乐形式，形成了恢宏浪漫、雄阔浑朴、自由率真的艺术风格，取得了辉煌的音乐文化成就，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这一时期，都城洛阳乐事隆盛，汇合了歌舞杂乐、角抵、杂技、幻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乐舞百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每年初一皇帝在接受朝臣和蛮、貊、胡、羌等少数民族的朝贡时，都要在德阳殿前作“九宾三乐”，钟鼓交作、管弦齐鸣、声势浩大、丰富多彩的乐舞，场面十分壮观。班固的《东都赋》中就曾记录了四夷乐舞齐集洛阳的盛况，张衡的《二京赋》、李尤的《平乐观赋》更是将当时场面宏大、种类繁多、千姿百态、惊险优美的百戏演出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洛阳汉代古城遗址出土的大量墓室壁画和汉代百戏乐舞俑，则更加真实地再现了汉代百戏乐舞的绮丽华美、烂漫奇异，更加充分展现了洛阳绵延四百余年的乐舞风韵，更加集中体现了汉代音乐雅俗交融、兼收并蓄的时代精神。
隋唐时期是洛阳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当时，由于洛阳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无论是宫廷燕乐、民间俗乐还是宗教音乐，都统统汇聚到洛阳隋唐音乐文化的壮阔景观之中。其中，宫廷燕乐代表了隋唐音乐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历史记载，隋炀帝定都洛阳后，大力恢复教坊音乐，并改“七部乐”为“九部乐”；至唐代，“十部乐”以海纳四方的形式，建立起一个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宏大的乐舞体系和宫廷音乐体制，同时也体现出超越两汉乐舞的宏大气象。另外，唐太宗在洛阳曾作《上元乐》；武则天在洛阳称帝，作有颇具规模的《圣寿乐》、《长寿乐》和《鸟歌万岁乐》等多部乐舞；而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则更是达到了唐代浪漫主义乐舞作品的顶峰。隋唐燕乐以其形式之多、种类之繁、分类之细、内容之全、技艺之高、风格之新、气魄之大取得了令人惊喜的巨大成就，而这一切在洛阳隋唐遗址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中均得到了最为切实的体现。无论是绚丽多彩的唐代乐舞陶俑，还是诗意盎然的乐舞雕砖，无论是品位高雅的乐舞铜镜，还是骇世惊俗的龙门石窟艺术雕塑中存留下来的乐舞图像，都充分展示着隋唐乐舞辉煌的历史，折射出洛阳隋唐音乐文化的空前盛况。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数千年来乐舞煌煌，一直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重要历史舞台。洛阳的古代音乐文化作为中华艺术的瑰宝，不仅以辉煌的业绩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光辉典范，更以其博大精深的渊厚内涵不断对后世产生着巨大影响。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供稿）
发表于《洛阳师范学院报》河洛文化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