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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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宋考古》

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被称为考古学文化,这一特别的定义,很大程度决定了考古学科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研究取向是什么,同时也反映出考古学带有“乡土”科学的意味,强调这是一门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学问。“乡土”科学的特点在于知识的“地方性”,就是说对某一地区和时代熟知的考古专家,可能对其他地区很陌生。一个熟知中国唐宋考古的人,也许对同时代欧洲考古一无所知,不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走遍世界都相同。当然“乡土”科学也有共同之处,人们会依自己的专业背景很快了解掌握其他地区、时代的知识。考古学的“乡土”性并不意味着知识的独立性,各个区域文化之间常常形成紧密的关系。

考古学既然有“乡土”意味,乡土所产便各不相同,各地出土遗物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具有“十三朝古都”和“八朝陪都”之称的洛阳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据着格外突出的地位。而在唐宋时期这里为“东都”或“陪都”,是一个建立礼仪制度、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中心,如今的考古发现当然也十分丰富,遗迹、遗物在唐宋考古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区域考古遗迹、遗物,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地方性文化,洛阳的区域文化延伸、影响着周边地区,从遗迹、遗物中归纳出的某些特征和认识,具有较大的普遍意义,对解决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考古学问题会带来引导和启发作用,可以说唐宋洛阳在考古学研究中可起到标尺的作用,对它的了解和掌握是考古初学者入门的重要途径,也受到研究者的格外关注。

但是要尽快掌握洛阳地区的考古知识或进入研究并不容易,除了自身的复杂性外,资料的收集也比较麻烦。资料十分零散的状况与中国考古学的历程有关,也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有关。考古学自上个世纪初出现以来,作为一个与传统的“金石学”不同的近代新兴学科,一直是摸索着缓慢前进,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和刊布经历了由不规范到比较规范、由比较零散到相对集中的过程,陆续刊布的资料查找不便遂成为学术进步的桎梏之一。这一状况的普遍存在,使很多学者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了某一地区和时代的“专家”,因为要系统、完整地收集其他地区和时代的资料,以个人能力单独努力难度很大。学者要进行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等,通常要从最基础的收集、排比资料做起,而这一相当麻烦、费时的客观原因,使人难以突破某个范围进行跨地区的研究。如果能把某一时代、地区的考古发现资料集中刊布,将会改变这一面貌,提高研究者的工作效率。《洛阳考古集成》展示了洛阳隋唐五代宋考古的基本面貌,为初学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全面的的著作。

洛阳考古资料十分丰富,如果是不加取舍的资料大全,将是一部太大的著作,对于学习掌握来说反而不利。而且在过去刊布的大量考古资料中,有的是消息的报道,也有的是简单介绍,还有正式报告,其间有些相互重复,甚至矛盾。资料积累虽多,报道形式不同,水平更是良莠不齐。对考古研究来说,基础材料的来源必须是真实可靠,原来资料报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问题,需要在新的时期、新的高度下由专家进行判断,过滤筛选,去粗取精。应该说《洛阳考古集成》所选的文章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精选散见材料,不以全取胜,而以精为目标,缩短了读者学习、研究需要的时间。

“洛阳”的政区划分和管理的概念,古今是不同的,隋唐五代宋有明确的政区划分,每个政区的扩张、收缩、分割、合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阶段性特色。政区不等于文化区域,“洛阳”在考古学上的涵义更为宽泛,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虽然不断变化,但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中显示出无法减弱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唐代墓葬为例,洛阳地区经过科学发掘的不光数量很多,而且不少是出土墓志的纪年墓,时间涵盖了唐代始终,这些唐墓在考古、历史和美术史的研究中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唐墓的发现虽然西安地区最多,但在已经公布的材料中,那里的唐墓中晚期的较少,低品官的墓葬也不多,洛阳唐墓恰恰填补了这些不足和缺环。洛阳属东都,皇室和中央常驻于此,对唐代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与长安基本相同,西安、洛阳唐墓共同构成了唐代墓葬制度和习俗变化的完整序列。

唐朝三品以上的官为“贵”,五品以上为“通贵”,凡品官皆为“流内”,区别严格。丧葬制度规定“王公士庶丧葬节制,一品二品三品为一等,四品五品为一等,六品至九品为一等”(《唐会要・葬》)。五品以上的“贵”、“通贵”的丧事受到特别重视,主要由官府操办,各种规定比较详细。下级官吏极少记载,要靠考古实物加以说明。在过去的研究中,规模宏大、出土文物精美的高级贵族墓葬受到重视,但这类大墓毕竟是少数,只是当时社会少数阶层人的代表,而且集中于西安,反映的是长安都城地区的面貌,从这些墓葬研究中总结发现的一些现象,不具备更普遍的意义,也无法比较和解释其他地区的文化面貌。事实上低品官和普通百姓的中小型墓占了考古发现的绝大多数,它们也更多地反映着唐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因此洛阳地区的唐墓应该给予特别关注。

唐代大量的无墓志出土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可以看出墓主地位和贫富的差异,但无法准确了解其身份。低级官吏墓通常出土墓志,死者身份与年代明确,由于是朝廷的品官,埋葬依照礼仪制度进行。在现实生活中低品官位于社会的基层,负责道德教化、维护秩序,贴近平民百姓,其墓葬在唐代丧葬等级序列中是一个纽带,上下连结。这类墓在各地分布比较均匀,各地的风俗习惯、自然环境和经济水平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成为考古研究中一批可以直接类比的材料。如果将洛阳与其他地方的同类墓加以比较,找出在时空上的异同,不仅能够看到唐代墓葬制度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动态变化过程,也能考察唐代整套丧礼普遍实施的状况,从而更精确地揭示由丧葬制度和习俗反映出的一些社会问题。

洛阳唐墓少有引起社会轰动的重大发现,出土精美的艺术品也十分零散,但在学术研究上极为难得的是,许多墓葬未遭盗掘和人为破坏,出土遗物基本是当时下葬时的组合。那些陶俑、陶器、三彩器、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器、铅器、玉石器、角蚌器、象牙器、漆器等各种器类,作为物质存在反映了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也承载着当时社会的精神内容。保存完好、有准确纪年的墓葬中器物的组合,勾勒出了洛阳地区时代变化的轮廓。由于唐代是高度统一的帝国,那些器物的形态、纹样、材质、制作等表现出的时代特点,也很大程度上成为各地唐墓断代的标尺。

唐代东都洛阳城址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亮点,这样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城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历年不断的考古发掘不仅对该城布局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郭城永通门、宫城应天门以及乾元门的发掘,基本明确了当时城门的结构。武则天明堂的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当时礼制建筑的认识。九州池、上阳宫的发掘,取得了皇家园林的资料。白居易故居的发现,不光得知了这位杰出诗人晚年生活,也又映了当时很多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状况。唐代东都洛阳在北宋时称西京,“宋别都亦因唐东都旧制,广袤稍损,而城中增筑宫室,颇盛于隋唐”(《河南志.宋西京城图》)。过去对继承而来宋代城址缺乏了解,近来在隋唐洛阳内城范围内发掘的宋代衙署庭院遗址、大型宫殿遗址、护城壕遗址等,反映出洛阳历史的延续,唐宋洛阳的整体布局和细部结构的逐渐清晰,使复原的城市变得立体化,对城市功能的认识也逐步加深。

洛阳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不是孤立的,它显示出唐宋及其前后政治中心的确立、转移过程中历史纵向的发展和横向的联络,而且在更为广泛的时空内,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在欧亚历史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洛阳不少地下出土的遗物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如过去传世文物中有许多中亚粟特人的墓志,现在则有经科学发掘的粟特人安菩墓的发现。安菩的祖先是中亚安国大首领,其后裔来华后原来居住在中国北部唐代“六胡州”地区,安菩为六胡州大首领,并以外来民族头领的身份接受唐朝授与的“定远将军”之官。安菩墓出土大批唐代常见的器物,但墓葬形制和葬法比较特殊,墓室横长方形,安菩及其妻的尸骨置于墓室两侧,这与同时期官职相当的人的墓葬不同,可能因为他是粟特人的首领,不完全遵守唐朝的礼仪制度,葬俗与汉族人存在着差别。安菩墓提供了唐代前期粟特人迁徙汉化过程的信息,并同其他外来遗物共同反映出唐代统一混合文化的形成不光来自南北的一统,还有外来文明的融入。

《洛阳考古集成》的编排上可以看出洛阳考古的成果是逐渐取得的,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足迹,中国考古学史与洛阳地区的工作息息相关。早在二十世纪初陇海铁路修建时,洛阳出土的古物就成为当时古器物学类的著作的主要内容,大量外流的文物也是海外汉学研究十分关注的对象。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出现的早期阶段,也以洛阳地区的工作为重点,此后连续不断的发现,印证、修正和改正了对传世文物的研究成果,并开始通过遗迹、遗物探索区域文化等问题。无论是遗址还是墓葬,洛阳考古漫长时间的积累过程中,可明显见到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发掘资料,发掘技术关系到从遗址中如何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信息。隋唐东都洛阳城平面实测图的改正和丰富,墓葬报道的规范和翔实等,都说明了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

田野发掘的几个遗址、几座墓葬,分散来看至多是一个个精彩的发现,辑录在一起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考古学的进步有时需要积累,有时需要整合,资料的整合是积累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术即将更上一层楼的前提,《洛阳考古集成》的出版,应该是个良好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