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古称“天下之中”,地处伊洛平原的洛阳及其邻境地区,不仅有着发达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更以其为夏、商、周三代都城之所在地而闻名于世。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所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话,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工作,已逐步一一得到证实。由河南洛阳师范学院组织、余扶危和张剑两位先生主编的《洛阳夏商周都城研究》文集,将各时期围绕三代都城及文化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研究专著及文章汇集出版,不仅客观地记录了这一曲折的探索过程,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检索的方便,的确很有意义,是值得庆贺的。
夏朝是学术界公认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史载夏朝开
由汤革夏命建立的商朝,定都于亳,史无异说。但亳究在今何地,同样也是众说纷纭。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考古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郑州商城和二里头遗址。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以后,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亳都的争论逐渐转移到是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专设“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和“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两个专题,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新的发掘和研究,接受商初存在“两京制”的观点,认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基本同时,“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郑州商城为汤所居之“亳”,偃师商城是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西亳”。偃师商城发现有多组宫殿建筑基址和宫城、内城、外城三重城垣及城壕,王城内尚发现有苑囿性质的水池遗 和祭祀遗 ,其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云汤灭夏“建宫邑于下洛之阳”和班固《汉书・地理志》偃师县下自注“尸乡,殷汤所都”等记载恰相契合。和郑州商城一样,偃师商城也是商汤所建的一处都邑己为多数学者所认可。
继商而起的西周王朝,其首都虽仍设于武王始建的镐京即宗周,但为了控制广大的东方,一开始就考虑如何将政治中心东移的问题。武王灭商回师途中驻留洛阳,曾亲自考察当地的地理形胜,《逸周书・度邑解》和《史记・周本纪》所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雒(洛)、伊,无远天室”,正是武王当时进行实地考察的写照。经过此次考察,武王已决定在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营建东都,只是因为不久即生病去世,建东都的任务到成王时方才完成。铸于成王时的何尊,真实地记录了营建东都成周的过程。成周城位于今天洛阳的什么地方?经过考古工作者不懈地踏实研究,现已大体锁定在今洛阳老城一带的 河两岸,在西至史家沟、东至塔湾、北至北窑、南至洛河北岸东西长约
公元前770年,受戎狄族的 迫,周平王由镐京东迁洛邑,定居王城。王城与成周是一地还是两地,历来有不同认识。上世纪五十年代,汉河南县城和东周王城相继被发现,东周王城位于涧河和洛河交汇地带,其下面及邻近亦未发现西周城墙,因此,王城与成周并非一地,西周时期的洛邑除了成周是否还有一处干
城也就成了未解之谜。东周王城内经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有烧陶窑址、居民点和成片的大型夯土基址。在城内和城外东面,发现有多处贵族墓地,而位于今洛阳人民广场一带,带四个墓道大墓及六驾车马坑的发现更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有可能就是某位周王的陵墓和陪葬坑,因为考古发现商代只有国王一级才使用四个墓道,周代仅“天子架六”见于文献记载。根据史籍记载,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由王城迁居成周,周赧王时又复归王城,其间又曾分为东周、西周,但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去世,洛阳一直是东周王朝的首都。洛阳西周、东周都城考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前面我们己经提到,根据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西周成周、东周王城的方位已基本可以确定,但在汉魏故城下发现周代城 的报导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它的时代是西周还是东周,与文献记载能否对应?距此不远的金村大墓是否与之有关?自然会引起关注洛阳周代都城考古学者的兴趣。
都城作为当时全国的最高政治中心,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特定的考古学文化为依托。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期、年代弄不清楚,依托于考古学文化的特殊聚落―都城遗址的年代和文化属性也难有定论,因而夏、商、周三代都城研究总是和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密不可分的。翻一翻文集的目录就会知道,不论是夏、商,拟或两周,除有关遗址的调查、发掘报告,大量的是关于遗址分期、年代和文化性质的讨论。因为大家都清楚,无论多么重要的遗址,即便是一座城址,假如年代不清楚,文化属性不清楚,也就谈不上是夏都、商都,还是周都,当然其为何王所都更无从谈起了。以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认识为例,当1959年
考古学研究不是单纯的以物论物,参考有关的文献记载,对于原史和历史时期考古来说,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名称本来就是来自文献,如果无视文献记载的重要信息,那么,夏都、商都、成周、王城也就无从说起。本文集收录的不少文章是侧重文献考证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学者细致而严谨的考证,才使得这些都城及其地望得以落实。但是从如何更好地运用文献记载进行考古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必须指出,文献记载尽管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因为多数文献并非当时的实录,而多系后人的记载,在历代流传过程中更难免传抄诡误,造成岐异。因此,利用文献必须先做可信性研究,弄清其来笼去脉,而且应与考古发现密切结合,以考古发现的实际为第一标准进行取舍。否则一味跟着“文献”跑,在文献记载有分岐的情况下,便无所适从,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这也是我们在回顾洛阳夏、商、周都城研究过程中得到的有益启示。
文集即将付梓,我希望它的出版能得到学术界朋友们的欢迎,给三代都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以新的推动,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