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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释

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

 

毛阳光

 

近年来,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多方征集洛阳周边地方新出土的古代碑志石刻,收获颇丰,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唐代墓志。在查阅馆藏墓志时,两方唐代史姓墓志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两位志主,都是迁居到唐朝的外族人,两人虽都姓史,族属却大相径庭,而最终都殊途同归,与汉民族融合,安葬在洛阳。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特作如下考释。

 

第一方墓志是《史墓志》,2003年出土于洛阳,志盖缺失,边长为39厘米,厚度为9厘米。志文为楷书,共23行,满行24字,共502字。全文整理如下:

唐故朝议郎相州成安县令京兆史府君墓志铭并序

殿中侍御史贾彦璋撰

公讳,姓史氏,其先阴山之系。自翊亮中土,轩裘代袭,今京兆人也。貂蝉席宠,汉臣之贵也。铜墨推贤,邺县之政也。芬烈不泯,于公有光。曾祖讳忠,皇朝封怀德郡王、镇军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祖讳元,太仆卿、上柱国、薛国公。考讳思贞,通事舍人。分茅祚土,硕量瑰材。匪正直罔以司仆御;匪忠贞罔以董环卫;匪词气罔以宣王言。胥公纪于太常,积庆流于昌胤。公生而通敏,才应时须,弱冠仕,解褐任亳州成父主簿,无何转青州寿光县丞,次授绛州垣县令,又转相州成安县令。通才不器,美政有闻。故正不可犯,亳人畏其威;明不可欺,齐人息其诈。绛老饮化以乐业,相土偃风以知训,政有经矣。宜其克复先构,蕃昌后叶。胡彼苍不,歼我良士。以天宝六载九月二日寝疾运化于兴敬里之私第,春秋七十。门无嗣子,空伤伯道之贤。室绝执丧,谁主庭坚之祀,悲夫!夫人河东薛氏,先公而即世,春秋五十六,项安厝于龙门山之西原。夫人即左司郎中、雍州司马述之曾孙,余杭县令务道之孙,灵昌郡参军瑗之第六女,淑德有行,作嫔于我。偕老之契,虽不齐年,终天之期,竟将同穴。唐氏十二女等孝感因心,哀号罔极,式遵古制,将幽魂。即以天宝七载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于伊乡之西原,礼也。人代相阅,陵谷或迁,勒铭贞石,以志穷泉。

铭曰:大川奔注兮,逝者如斯。古来共尽兮,丘冢垒垒。唯盛德之不朽,与斯铭而可久。

 

志文记载,史的祖先出自“阴山之系”,则可知其族属应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貂蝉”和“铜墨”都是汉代典故,“貂蝉”指高官所佩饰物,“铜墨”指六百石以上官员的印绶,说明此家族都是品级较高的政府官员。史的曾祖史忠曾被唐政府封为怀德郡王、镇军大将军,死后赠荆州大都督。而唐代被封为怀德郡王的人是贞观初年归附唐政府的东突厥小可汗阿史那苏尼失,《旧唐书》卷109《阿史那苏尼失传》载其归附后,“拜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其子就是贞观年间著名的突厥将领阿史那忠。据《旧唐书》卷109《阿史那忠传》记载,阿史那忠在贞观四年擒获颉利可汗归唐,唐太宗“妻以宗女定襄县主,赐名为忠,单称史氏。”阿史那忠上元二年(675)卒于洛阳,死后赠镇军大将军、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则阿史那忠就是志文所提到的史的曾祖史忠。阿史那忠不仅正史有传,还有《阿史那忠碑》与《阿史那忠墓志》存世。需要指出的是:志文记载阿史那忠被封怀德郡王,此记载可能有误。因为新旧《唐书》和《阿史那忠墓志》都明确记载在阿史那苏尼失卒后,阿史那忠袭封薛国公,而不是怀德郡王,这可能是史氏后人误记。

根据墓志的记载,史的祖父是史元,根据《旧唐书・阿史那忠传》与《阿史那忠墓志》的记载,其子为,可见阿史那忠的儿子又名元。关于史的仕宦经历,《旧唐书・阿史那忠传》记载“袭封薛国公,垂拱中,历位司仆卿。”这与墓志记载吻合。唐在光宅元年至神龙元年改太仆卿为司仆卿,从三品,《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载“卿之职,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另外,墓志记载还有上柱国勋官,为正二品勋官。

至于史的后人,新旧《唐书》中都没有记载。根据墓志记载,史的儿子是史思贞,他担任过通事舍人。通事舍人乃从六品官,掌朝见引纳,殿庭通奏之事。

史思贞的儿子就是史,先后担任过亳州成父主簿,青州寿光县丞,绛州垣县令,相州成安县令,卒后无嗣。这些都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

入唐之后,这支突厥人家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姓氏由阿史那氏改为史氏。陈志谦在《阿史那忠碑志考述》中认为其墓碑和墓志还继续称其为阿史那氏而不自称为史氏,证明《旧唐书・阿史那忠传》记载的阿史那氏称史氏是错误的。这个结论有些武断。实际上,关于阿史那忠的姓,早在宋代赵明诚在他所著的《金石录》中已经有所质疑,他怀疑阿史那氏在阿史那忠在世时并没有“单称史氏”。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赵明诚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支突厥家族在阿史那忠时还是沿用了突厥姓氏,除了正史以及其墓志之外,龙门西山敬善寺区0265窟还有阿史那忠的造像记,自称“右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阿史那忠造。” 但此后,从阿史那忠的儿子起,其姓氏改为史氏。石刻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在龙门石窟西山火烧洞南方高处1518窟有《左钤卫将军薛国公史夫人李氏造像记》,这是阿史那忠的儿子元之妻李氏的造像记,刻于垂拱二年(686)十二月八日,则此时其夫君的姓氏已经改称史氏。《史墓志》再一次证明《旧唐书》的记载是正确的,内附唐廷的阿史那忠家族,自阿史那忠之后改姓史氏。笔者认为之所以阿史那忠的墓碑和墓志还继续称阿史那氏是因为唐太宗只是赐名“忠”,并没有赐姓史氏。只是由于为了符合汉族地区姓氏的习惯,其后人就单称阿史那氏为史氏。而入唐的突厥人改姓史氏的不止此一例,如《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载唐初突厥族将领史大奈,本姓阿史那氏,随高祖李渊攻取长安,被赐姓史氏;另据《史继先墓志》,史继先本姓阿史那氏,是后突厥墨特勤子,开元四年归唐,肃宗初年被赐姓史氏。

在籍贯上,这支突厥家族尽管还自称“其先阴山之系”,但籍贯却已改为京兆。而阿史那家族入唐后长期生活在洛阳,《阿史那忠墓志》记载阿史那忠上元二年(675)在洛阳尚善里宅第去世。史的年轻时代曾先后担任亳州成父主簿,青州寿光县丞,绛州垣县令,相州成安县令。虽然官位不高,但在任政绩颇佳,所以有“通才不器,美政有闻” 的赞誉。虽然在各地做官,史晚年则居住在洛阳兴敬里宅第。原本阿史那忠的住宅在尚善里,属于定鼎门街上的高官贵族住宅区,靠近皇城和宫城。而兴敬里的位置在东都城南长夏门之东第二街南面第一坊,是远离市中心比较偏僻的地段。可见在阿史那忠之后,史氏家族的地位已经下降,迁居到城东南兴敬里。兴敬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误为兴教里,李健超先生已订正,此又一证。

从婚姻上看,这一家族从阿史那忠时与汉族通婚,阿史那忠娶后来被太宗封为定襄县主的渤海李氏为妻。史元的婚配情况根椐《薛国公史夫人李氏造像记》记载,其妻为李氏,应该是汉族女子。史思贞的婚配情况不详。史的妻子则是河东薛氏,出自官宦世家,也是汉人。

史妻子先亡,葬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山西原。史70岁去世后,由于绝嗣,由唐氏十二女协助将他与妻子薛氏合葬在洛阳河南县伊乡之西原,夫妻合葬也是传统汉族社会流行的丧葬习俗。伊乡在洛阳城南,这里有广袤的万安山,和北邙一样都是古代洛阳丧葬的风水宝地。

墓志文作者贾彦璋,正史无传。据林宝《元和姓纂》记载,贾彦璋是陕郡人,还曾任库部郎中。根据开元十年(722)立于长安御史台的《御史台精舍碑》上贾彦璋的题名,则贾彦璋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先后担任监察御史和殿中侍御史。师院图书馆另藏有贾彦璋撰写的《唐故会稽郡剡县令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并序》,据墓志记载,贾彦璋在天宝五载到六载担任监察御史。此墓志则说明其在天宝七载(748)已迁至殿中侍御史。贾彦璋在《全唐诗》卷776有诗四首,分别是《晚霁登汝南大云阁》、《宿香山阁》、《苏著作山池》、《王龙骧墓》,则这篇墓志文与《唐故会稽郡剡县令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并序》是其目前仅见的两篇散文作品。

 

第二方史姓墓志是2002年出土于洛阳的《史诺匹延墓志》,志盖缺失。志石长51.5厘米,宽51厘米,厚11厘米。志文楷书,共23行,满行24字,共479字。全文如下:

故游击将军史诺匹延字义本墓志铭并序

祖父西蕃史国人也。积代英贤,门称贵族,本乡首望,总号达官,渴仰长安,来投朝化。将军生在大唐,京兆人也。居于仁义之地,崇于礼让之风。志操温和,心怀柔。仁风薄扇,四海推名。不觅上荣,恒居下位。久存杨府,寄贯江都。住心不安,移邦逐胜。往岁夫妻相逐,如比目无双,游辔马相随,状鸳鸯并翼。诣斯都邑,便赴南汤,望疗缠疴,翻成苦疾。欲归故里,寸步不前。悲去影切,逝川而□,□不落影,故掩泉扃。东箭不留,泛辉土壤。以开元七年春秋五拾有八运寿尽也。于时道俗兴嗟,悲伤行路,乡情哀痛,咸有泣啼。林木念之摧枝,鸟兽闻之四泪。加以哀哀六子,五女一男,遗此孤儿,凋零何托?慈颜永背,恋绝爱于劬息,孝养长离,断深情于教记,庶使忧忧之女,恨不别于父颜,茕茕之男,号泪痛于心髓。若使庭摧玉树,堂碎明珠,气结胸怀,奈何之苦。若使西兹日下,电影倾轮,隙驷不停,奄斯日矣。以大唐开元年岁次辛酉正月十三日己酉朔殡于河南县龙门乡费村中。四宾之影空,九原之悲犹切,叙其志操,乃为铭曰:

川惊水闳,影没山迷。白鹄朝叫,青鸟夜啼。古松落落,宿草栖栖,其一。

谷深风驶,陇置云玄 。龙璋卜兆,马(马鬣)开。丘陵迁易,海变桑田。其二。

看石记时,故勒金编。长辞永日,随愿生天。淼淼源流,悠悠系缅。其三。

绍蝉垒构,华庭重开,光泽既融,英髦自显。蔼□以□,芳香弥远。

开元九年正月八日

 

史诺匹延的族属根据志文记载“祖父西蕃史国人也”,则史诺匹延的家族是中亚的史国人,这是属于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民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粟特人。史国是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的一个城邦国家,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南沙赫夏勃兹一带。与其同时的还有康国、安国、米国、曹国、东曹国、西曹国、何国、石国等,其人以国为姓,在我国古文献中称之为“昭武九姓”。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由于入贡、经商等原因曾大量来到中国。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粟特人在唐长安、洛阳、太原等许多地方都有聚落。史国在隋唐时期逐渐走向强盛,多次向隋、唐王朝朝贡,来往频繁。据《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记载,唐朝史国向唐入贡共有6次。这样,许多史国人来到唐朝,根据墓志记载,史姓粟特人在张掖、原州、洛阳、长安都有活动。

根据墓志记载,史诺匹延的父祖也是部落首领,“渴仰长安,来投朝化”。他们可能是在唐初迁居长安并落籍,之后史氏的籍贯成为京兆人。根据墓志中史诺匹延的卒年,可推知他出生于龙朔二年(662)。据《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贞观十六年(642)正月史国第一次入贡。之后直到开元中,史国又再次朝贡。则史诺匹延父祖可能是贞观十六年入贡来到长安的。由于这支粟特人家族来到唐朝的时间并不长,尽管史诺匹延生在大唐,但史诺匹延的名字还有很深的粟特痕迹,很明显是胡名的音译。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诺”与“延”都是粟特人常用的名字,“诺” 是粟特神Nahid的省译,“延”是粟特语礼物的意思,兼有庇佑的含义。 “匹”字意义尚不明了,但“诺匹延”似有神灵庇护之意。

虽然史诺匹延籍贯为京兆人,但他在玄宗时期长期生活在扬州,“久存杨府,寄贯江都”。按唐武德九年(626)在扬州置扬州大都督府,治所在江都。扬州作为唐代著名的商业都市,居住着大量的波斯、大食商人。而过去发现生活在扬州的粟特人墓志资料并不多见。《安怀夫人史氏合葬墓志》中提到的史夫人祖父史盘在武德年间曾任扬州新林府车骑将军,还有唐后期会昌六年(846)的《米宁女九娘墓志》。《史诺匹延墓志》则证明了在唐代扬州是有一定数量的粟特人生活和居住的。

史诺匹延虽然是粟特人,然而他已经适应了汉地的生活,志文上称他“居于仁义之地,崇于礼让之风”,深受儒家文化的濡染。在行为方式上也是“志操温和,心怀柔。仁风薄扇,四海推名。”一副儒雅君子的形象。史诺匹延的游击将军是从五品下的武散官,《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载“武散官,不理政务,加官而已”,并没有具体的职事,虽然享有一定的特权,还必须要番上、纳资,才能获取参选职事官的资格。由于社会地位并不高,志文称赞史诺匹延“不觅上荣,恒居下位。”

从墓志记载来看,史诺匹延离开扬州后在行旅中感染疾病,“欲归故里,寸步不前。” 在开元七年(719)在流离中去世,终年58岁。根据唐人丧葬习惯,一般都要归葬祖茔,直到开元九年(721)正月,史诺匹延才归葬洛阳。为什么归葬洛阳,而不是长安,可能是因为其父祖入唐后在高宗、武后时期长期居住在洛阳。史诺匹延最后安葬在洛阳城南龙门乡费村,龙门乡属河南县,费村在以往龙门乡出土的墓志中尚未见到。

史诺匹延有五女一子,由于志文失载,我们不知道史诺匹延的婚姻情况,令人遗憾。

新发现的《史诺匹延墓志》志文虽然不长,但又给我们提供了唐代粟特人生活在中国的珍贵实例。

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大量的外族人由于仕宦、经商等原因进入中原地区,长期生活并最终和汉族融合。以上的两方史姓墓志,墓主人族属虽然不同,但他们都生于汉地,长在大唐,他们都落籍在长安,自称是大唐京兆人,并逐渐适应了汉族的生活习惯。由于高宗、武后时期洛阳政治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先辈又迁居到洛阳。所以,两位志主最终埋葬在洛阳。反映出唐代长安与洛阳在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中的地位。

可以说,如果单从两篇墓志的内容来看,而不考虑他门的族属,他们已经和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汉人没有区别了。《史墓志》与《史诺匹延墓志》是唐代突厥人、粟特人与汉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原载《文博》2006年第2期。



两方墓志的数据来自杨作龙、赵水森编《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三编《新出土墓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文博》2002年第2期。

《金石录校注》卷24,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两方造像记见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6856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薛国公史夫人李氏造像记》与《史继先墓志》的相关研究参看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305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北朝隋唐粟特人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1999年第6卷。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4041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长寿019,会昌0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赵振华、何汉儒《唐代洛阳乡里方位初探》《洛阳出土墓志论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