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出土墓志研究的新贡献
―――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
毛阳光
洛阳作为河洛文化的核心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之区。在宋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这里的黄土埋葬了无数生活在这里的帝王将相，高门显贵乃至平民百姓。上个世纪以来，由于工程建设、考古发掘等活动的进行，大量埋藏在洛阳地下的墓志重见天日。由于墓志提供了大量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史料，墓志资料进而成为史学家研究的新热点。建国以后，对于洛阳出土历代墓志的刊布与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拓片图录有《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3年）、《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年）、《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墓志录文成果则有《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目录有《洛阳出土墓志目录》（朝华出版社2001年）；论文集有《洛阳出土墓志论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等。利用墓志资料来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成果更是不胜枚举。近年来，洛阳地区墓志还在不断地出土。地处洛阳的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利用自身地处古都的地缘优势，开始了墓志的收集与研究整理工作，成果颇为显著，于是就有了《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杨作龙、赵水森等编著，河洛文化书系丛书之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定价158圆。以下简称《释录》）一书的出版。
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墓志研究与考释” 第二编是“新出土部分墓志叙录”，第三编是“新出土墓志目录”。
第一编主要是对洛阳出土墓志的整理与研究。
第一篇是赵振华的《洛阳地下墓志的发现流徙与收藏著录研究》，文章详细回顾和论述了洛阳清代以前、清末至民国、建国以后历代墓志出土情况，洛阳出土墓志的收藏、流散与著录情况，以及对洛阳墓志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进行了资料翔实的论述，作者积数十年研究洛阳地方石刻之功力，用力甚勤，数据翔实。使我们对于洛阳出土墓志整体情况以及墓志研究的学术史有了深入的了解。
其后是对新征集到的15方唐代墓志铭文的整理与研究。这些墓志铭在历史文献中从未有过著录，志主以及撰、书者多数是唐代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人物，几位研究者通过文献学、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等视角对这些墓志进行了整理、考释与研究。
其中赵水森《唐桓臣范墓志的文献学视域》论述了中宗时期五王之一的桓彦范之弟桓臣范墓志的史料价值。桓臣范其人《旧唐书》失载，《新唐书》在卷一二○《桓彦范传》中关于桓臣范的记载仅寥寥数句，而《桓臣范墓志》对于桓氏家族在中宗时期的盛衰与悲惨遭遇，开元间的复兴，桓臣范的仕宦经历都有详细的描述，不仅弥补了正史的缺憾，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上层的政治斗争情况。唐后期参与平定淮西之役的将领杨元卿两《唐书》虽有传，但对其平叛之后事迹记载简略，赵振华《杨元卿墓志与唐平定淮西》利用墓志数据一方面补订两《唐书》其郡望、家世、卒年记载的疏误，结合两《唐书》突出了杨元卿在平定淮西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三任节度使的政绩，补充了史传的疏略。2002年7月发现于洛阳的《薛兼训墓志》尽管残泐严重，赵振华《唐薛兼训残志考索》将残存的志文与史书记载相结合，将两《唐书》无传的薛兼训参与平定安史之乱，担任越州刺史及节度河东等经历勾画出来。玄宗时期著名文人苑咸，两《唐书》无传，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详细考证了苑咸的家族世系以及与张九龄、王维、李林甫交往的情况。唐后期官员陆亘虽然在两《唐书》中有传，然较为简略，错误较多。赵水森《唐陆亘墓志研究》根据出土的《陆亘墓志》补充并纠正了唐书在陆亘家世、仕途履历、卒年等记载的遗漏与错误。赵振华《唐陈君赏墓志研究》结合近年来出土的其家族墓志研究唐后期曾先后出任平卢、淄青节度使，义武军节度使的将领陈君赏及外家的家族世系，同时结合正史排比其生平要绩，补证了两《唐书》中的内容。
本书的第二编与第三编是数据图录与目录汇编。第二编“新出土部分墓志叙录”，编者将32方墓志进行录文、标点并对志主家世与文字作者进行考释，每篇都附有墓志的拓片。第三编“新出土墓志目录”，将馆藏的2方北魏墓志，6方隋志，140方唐五代志，5方宋志，10方明清志进行编目，并列出墓志名称，撰、书者姓名，埋葬时间，长、宽、高，出土时间与地点等主要信息，也非常便于读者查阅。
《释录》一书集研究与资料图录为一体，就研究而言，通过对一些新出土墓志的研究，使我们了解这些墓志铭文字所蕴含的丰富的研究唐代政治、军事、家族、文学方面的价值。尤其是桓臣范、陆亘、杨元卿、苑咸、陈君赏等唐代重要政治人物的墓志是首次刊布，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唐代重要政治事件的经历者，但在两《唐书》中却无传或寥寥数语，这些墓志的出土直接补充和补正了两《唐书》的记载以及疏漏与错误。
就资料而言，《释录》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研究唐代文史的新资料，除了上面谈到的之外，笔者再从唐代文史研究的角度再谈其它几方面的价值：
在此次刊布的墓志中有相当数量的墓志记载了志主以及其父辈、祖辈担任州刺史的经历，其中多数史籍中失载，这恰好能够补充郁贤皓先生编着的《唐刺史考全编》（下简称《全编》）中刺史的资料。据笔者统计，三编中所收入的墓志中涉及到唐代刺史资料的就有24方，补充刺史资料85条（参笔者《〈唐刺史考全编〉新补订》《文献》2006年第1期）。不仅补充了《全编》中的刺史资料，还订正了书中由于数据不足导致的一些错误。兹举一例，如《陈君赏墓志铭》记载了陈君赏，“宝历初，为宁州刺史。……文宗之三年，南蛮袭蜀，大掠而去。又授雅州刺史……。节度使奏课，征拜盐州刺史，……九年秋，拜右金吾卫将军，冬拜大将军。……开成五年，易定韩威不能军，军煞之，易定乱。……遂拜其军节度使。”《全编》在盐州卷著录陈君赏，宁州卷、雅州卷中未著录，根据此志应补入陈君赏此段仕宦经历。另外，陈君赏出任易定节度使的时间，《全编》为开成三年――会昌三年，根据墓志记载，其出任时间为开成五年。陈君赏会昌二年五月卒于易定节度使任上，故其刺易定之时间为开成五年――会昌二年。
另外，本书收入的唐墓志为《全唐文》的补遗工作又提供了大量数据。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全唐文》在编纂的时候，许多唐墓志尚未出土，使得大量的墓志散文不能收入，颇有遗珠之憾。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用唐墓志数据增补唐代作家与唐文，如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年），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1－7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皆取材于新出土唐代墓志文字。《释录》此次刊布的47篇唐墓志文字中不乏名家名作，如《杨元卿墓志铭》的作者是宪宗朝名相裴度，全文近1400字，不见文献著录，是目前仅见的裴度墓志散文；《桓臣范墓志铭》作者是玄宗时期著名文人徐峤，徐峤的文章《全唐文》著录仅有两篇，可见此志价值；《陆亘墓志铭》的作者是唐后期中书舍人归融，归融的作品在《全唐文》及《唐文拾遗》中共有5篇，本篇失载，这篇墓志铭也是目前发现的归融唯一的墓志铭文字；《李收墓志铭》的作者则是中唐时期“论撰甚多”的中书舍人李纾，其作品《全唐文》收录数量也不多。虽然本书所收墓志文字的作者大多默默无闻，在文献典籍中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都是唐代众多文人中的一分子，每一篇都是增补唐文，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
隋唐时期是中古史上民族融合和交流非常频繁的时期，《释录》中的一些墓志就提供了进入大唐的胡人的资料，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例证。如《史 墓志》中的志主史 是唐初归附的突厥将领阿史那忠的曾孙，志文虽然不长，但展示给我们这一支突厥家族归化唐朝之后改姓、通婚等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史诺匹延墓志》明确记载“其先西蕃史国人也”，则其家族又是一支唐代入华的粟特人家族，志文记载了史诺匹延入华后长期生活在扬州，卒后归葬洛阳的人生经历，证明了在唐代扬州也有史姓粟特人居住。（参笔者《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支万彻墓志》自称其先是自秦汉以来由南阳迁居到洛阳，然其祖“名闻于虏廷”，其父又是隋末从义军于并州，其妻自称谯郡曹氏。从虏廷、并州、曹氏等字眼来看，都与西北九姓胡有着一定的关联，并州是隋唐时期诸胡的聚居区，曹氏有可能是粟特曹国人，因此，支万彻应该是来自中亚地区的月支胡人，他们在汉地以支为姓繁衍生息。唐代洛阳就居住着一些华化的月支胡人，马小鹤《隋唐时代洛阳华化月支胡初探》一文中已经就洛阳支姓家族的月支胡身份有所论述。（《中国文化》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支万彻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洛阳月支胡人又提供了新资料。
本书前两编中的每方墓志都配有拓片和录文，墓志拓片由洛阳名拓工精心拓制，用墨饱满，毫末毕现，最大程度地展示了新出土墓志的神采。《释录》最后还编制了墓志的《人名索引》，方便研究者查询。另外，本书用纸、印刷也非常精美、考究，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当然，书中也存在着些许不足，略举几例。首先是断句的错误，如141页《崔遂墓志》“虽官小政，难终道香事理”应为“虽官小政难，终道香事理”。“惜公不同，立主上前，言四方难言事。”应为“惜公不同立主上前，言四方难言事。” 156页《苑咸墓志》有“天宝中，有若韦临汝斌齐太常 、杨司空绾，……。”应是“韦临汝斌、齐太常 、杨司空绾……。”临汝是指韦斌的任职地，其天宝中曾担任临汝太守；第286页《李怀墓志》载“文皇为公之高祖，生皇太子恒山愍王，王生青州刺史、宗正卿讳厥卿，生汉州刺史、左右羽林将军讳昶”。而据《旧唐书》李承乾有子李厥，而非李厥卿，应从厥字后点断。
其次，本书个别考证有误，如162页考证姚栖云曾祖姚异仕宦历程时引用了《新唐书・姚崇传》，指出姚异“故自右千牛进至太子舍人，……为睢阳太守，召授太仆卿。后为尚书右丞”。而实际上作者引用的是姚崇第三子姚奕仕宦的经历而非姚异。
248页《李王寿墓志》载其“曾祖光州刺史倩之。祖吏部郎、太原郡守元俭。父济北郡守玄成。”在考证其世系时，作者引用了《唐五代人物传记数据综合索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郎官石柱题名考》等书，指出其祖李元俭又担任过潞州司功参军；其父李玄成则担任试太常协律郎，天宝时官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然而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据《李王寿墓志》记载，其卒年七十七岁，其子、其孙由于家贫等原因，一直没有归葬，直到开元二十四年才与其妻合 龙门乡。可见，李王寿卒年很可能早于开元年间，任职或许在高宗中，且卒年已七十七。其父李玄成怎可能在天宝中任职。且济北郡乃是隋代地方建制，唐代并无济北郡。因此，李王寿父祖应该是在隋代担任州刺史等地方官，而非唐代，此处考证有误。
本书中的一些墓志考释内容有重复，如第一编中的《唐陆亘墓志研究》与其后的《唐陆亘、侯 墓志考释》中关于陆亘的内容多有重复，可并为一文。
从总体上看，《释录》一书虽然存在着少许不足，然瑕不掩瑜，她仍然是近年来研究洛阳出土墓志最为重要的成果。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上个世纪以来，大量墓志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大量新资料，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的研究。令人高兴的是，许多学者还在为此不断地努力。据悉，近来洛阳师院图书馆又搜集了大量唐墓志，准备整理研究出版。我们希望新著在保持《释录》一书优点的基础上，总结《释录》中存在的不足，为推动唐代历史和洛阳墓志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