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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考释

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考释

 

郭绍林

(洛阳师范学院)

 

 

摘要:天册万岁元年(695)完成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是中外合资设计建造的政治性金属建筑艺术品。天枢本是北斗七星中斗身第一星的名称,用以命名这座建筑物,寓意在于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周边民族和中原民众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她感恩戴德,忠诚不二。天枢通高应不少于唐制147尺,《资治通鉴》所说105尺,应是其棱柱部分的高度。棱柱上面的铜盘应是承托蛟龙大珠的云盖,而不是承露盘。天枢不是矗立在洛阳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内,而是在皇城正南门端门外,临近被称为天津(银河)的洛河旁,以应天象,并就近北对武则天听政起居的宫城,以示“拱辰”。开元二年(714)唐玄宗予以销毁,虽然最终清除了武周政权带给唐朝的耻辱,但这座矗立洛阳达20年之久的艺术品,却随之化为乌有。

 

天册万岁元年(695)至开元二年(714),洛阳地面上矗立着一座金属建筑物,叫做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官修史书和私家著述对它说法不一。《资治通鉴》卷205说:“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天册万岁元年“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说:“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柱颠为云盖,出大珠,高丈,围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铁山高“二丈”,“负以铜龙,石怪兽环之”。“无虑用铜铁二百万斤”。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8记载天枢的名称、高度、地点、耗费铜铁钱币数目等,又是一种说法,说:“长寿三年(694),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馀斤,铁三百三十馀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大唐新语》所说的年份,比《资治通鉴》所说天枢造成的年份早一年,应该是指产生议案的年份,因而二者不算矛盾。

关于天枢的高度,《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说法应该说是一致的,二书依据的资料是唐代的国史、实录,比私家笔记所说的尺寸可靠。但《资治通鉴》表述含混、不全,容易让人误以为天枢通高105尺。仔细玩味《新唐书》,可知这个数字仅仅是八棱柱部分的高度。棱柱上面有云盖。云盖上四龙站立,各自身长12尺。四龙所托大珠,直径10尺。龙爪子不会安放在大珠正中间或正下方,这样起不到支撑作用,八只爪子集中到一起也不便施工,因而只能在大珠下侧。这样,云盖、龙和大珠加在一起,高度会超过22尺。棱柱下面有铁山,高20尺。三部分加在一起,天枢通高至少为147尺。唐制有小尺大尺两种。小尺合今25厘米,用于测度铜钱一类小型物品。大尺运用很普遍,其长度据王国维的研究以及实测日本所藏唐尺,在今29.3至31.3厘米之间。那么,天枢的整体高度应超过今130尺,底座周长及面积也可据此推算。至于上部到底是《资治通鉴》所说的承露盘,还是《新唐书》和《大唐新语》所说的云盖,我认为作云盖更合理一些。承露盘最早是西汉武帝时修造的,在长安建章宫内。武帝好神仙,以为承接甘露,和玉屑饮下,可以长生不老。承露盘的形制有两种说法。《汉书・郊祀志上》注引苏林说:“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三辅故事》说:承露盘“上有仙人掌承露”。而天枢的铜盘,上下皆无仙人,用以承托四龙和大珠,不是承接甘露。天枢造成后,李峤写下一首《奉和天枢成宴夷夏群寮应制》诗。《大唐新语》这则资料说:“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朝士们的诸多诗作,只有这一首流传下来,诗中描写说:“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资治通鉴》不像《新唐书》那样说“大珠”、“云盖”,而是说“火珠”、“腾云承露盘”,大概参考李诗说法而来。然而李诗并没有说它是承露盘。如果是承露盘,李诗完全可以不说“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而说“仙盘正承露,高柱欲擎天”,须知“正承”二字拗救,符合律诗平仄要求。

天枢“由工人毛婆罗造模”,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8介绍几位擅长塑像者“皆巧绝过人”,其中有他,他是“天后时尚方丞”。《新唐书・五行志一》提到“中宗时,……中郎将东夷人毛婆罗”,可知他是高丽或新罗人。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1116页载《阿罗撼墓志》,说他“族望波斯国(伊朗)人也。显庆年中(656-660),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可称,名闻□□,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洛阳新获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载1990年伊川县平等乡楼子沟村出土的《高足酉墓志》,说高足酉是“辽东平壤人”,来洛阳后拜为“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证圣元年(即天册元年)造天枢成,悦豫子来,雕镌乃就。干青霄而直上,表皇王而自得。明珠吐耀,将日月而连辉;祥龙下游,凭烟云而矫首。……即封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阿罗撼、高足酉便属于姓名可考的“四夷酋长”。可见天枢是中外合资设计建造的建筑艺术品。

天枢的性质是政治性的,上引“铭纪功德,黜唐颂周”、“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颂德”、“述德”及“表皇王而自得”云云,足以作为佐证。在唐代,政治性的纪念物在相关人员生前多有建造,称颂某人的政绩、功德,会为他修造颂德碑(遗爱碑),或以他为模特儿修造佛教人物像。《旧唐书・狄仁传》说他当宁州刺史时,“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苏在洛阳任县令,有善政,调离后,当地百姓思念他,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在龙门山雕成一尊等身观世音石像。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记其事说:“模宰官(县令)之形仪,现轮王(菩萨)之相好。……盛德相传,与此山而终始。”但对武则天也这样做,会显得不够规格,只有建造庞然大物,才符合级别。因此,天枢是纪念碑似的建筑物。何以命名为“天枢”?天枢(Dubhe)本是北斗七星中斗身第一星的名称,用来比喻国家政柄,第二星叫天璇(Merak)。从天璇用直线连接天枢,延伸至两星间长度七倍处有一颗星,是为北极星(Polaris)。北斗七星在不同季节和夜晚不同时间,转动到天空的不同方位,但无论怎样转动,天璇和天枢始终对着北极星,因此,天璇和天枢被称为指极星。《尔雅・释天》说:“北极,谓之北辰。”《论语・为政》载孔子话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这是说国君如果以道德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固定的位置,众星辰都旋绕和归向自己,即得到臣民的拥护、敬仰。那么,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的寓意在于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周边民族和中原民众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她感恩戴德,忠诚不二。

天枢建造在武则天听政起居的宫城正南面,才能体现众星“拱辰”的含义,端门和定鼎门都符合方位,它到底矗立在哪里?端门是皇城的正南门(遗址应在今洛阳桥北端西),北对宫城正南门应天门(遗址在今周公庙、洛阳报社一带),南对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遗址在今水磨村正南、古城村正东以及赵村正西南三者交汇处)。从端门到定鼎门七里多长的大街,叫做定鼎街、天门街或天街。端门南边临近天津桥,比起坊里鳞次栉比的其它地带,地势无疑空旷宽阔得多。天津桥是洛河上的桥梁,当时认为洛河横穿城中,有银河之象,银河又叫天津,天津桥因而得名。说到星宿,难免会提到银河。《全唐文》卷459载崔淙《五星同色赋》,说金木水火土五星,“邻月魄而璀璨,落天津而隐映。朝临日道,助我后夙兴之勤思;暮入天枢,表圣皇夜寐之勤政”。那么,把天枢修造在洛河旁端门外,不但应合天象,也不受地势局促的制约,还便于官府就近管理和保护。定鼎门内则不然。铁山周围170尺,方的也好圆的也罢,宽度在4356尺之间,加上围以石兽,两边留出车马通道,所需宽度应超过100尺。定鼎门内街道两侧,坊里密密匝匝,哪有空地安置这个庞然大物。据今实测,定鼎门的中门宽24尺,东西两侧9尺外分别开设一门,各宽21尺,故定鼎门总宽应为100尺略多,正好与安置天枢所需宽度相同。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5依据《大唐新语》的说法,认为天枢在定鼎门内,同时指出定鼎街宽百步,即600尺,是定鼎门总宽的五倍多。这哪是街道,简直是广场。当今大都市高楼耸立,车辆密集,也没这么宽阔的街道。因而定鼎街宽百步的说法,恐怕不可置信。若把天枢修建在定鼎街中间,即便街道的宽度能够受纳,但与定鼎门搭配不协调,会影响市容。在清代认为天枢在定鼎门内者,并非徐松一人,《全唐诗》的编纂者也持这一观点。《全唐诗》卷61收录了李峤那首诗,所加的按语用的是《大唐新语》的那段文字。清人为什么宁可相信私家著述的定鼎门内说,而不相信官修史书的端门外说呢?推测起来,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他们极有可能不相信天枢有正规史书所说的那么高大,能够安置在定鼎门内。其二,他们可能误读了《大唐新语》这则资料提到的一句诗。这则资料说:“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如上所说,天街北起端门,南达定鼎门,全长七里。无论在端门旁还是在定鼎门内,都属于“天门街里”。因此,不能看到“天门街里”的说法,就以为销毁天枢必然在定鼎门内。其三,他们可能拘泥于李峤诗中“黄道”、“九门”的说法。李诗云:“何如万国会,颂(《大唐新语》作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黄道”即崔淙所说的“日道”,是太阳视运行轨道,太阳比喻皇帝,因而黄道也指皇帝经行的道路,不会特指某条街道。唐代曾将天津桥地段的洛河分作三股,分设三桥,天津桥居中,其北是黄道桥,命名依据的是天文学名词。因此,“灼灼临黄道”是说天枢立于洛河旁,在日色辉映下光彩闪射。皇城除端门外,还有左掖门、右掖门、宾耀门、丽景门、宣辉门,共有六门。外郭城除定鼎门外,还有长夏门、厚载门、上东门、建春门、永通门、安喜门、徽安门,共有八门。清人是否会把这两个数字同“颂德九门前”加以比较,选一个近是的说法?李诗说“九门”,只是用天子居处九门的典故代指皇宫。稍后,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诗说:“九门寒漏彻,万井曙钟多。”既然“颂德九门前”,天枢总该离宫城近一些,在端门外最合适,远在定鼎门内,怎么能算得上“前”呢?

神龙元年(705)以来,中宗、睿宗兄弟相继当政,国号恢复为唐,迁回长安办公。中宗曾令各州设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谏官张景源认为“中兴”提法不妥,建议改为“龙兴”,中宗采纳,可见他不敢否定母亲的废唐建周行为。睿宗同他伯仲之间而已。睿宗子玄宗即位后,才大刀阔斧地解决武则天时期的遗留问题,到开元二年销毁了天枢,虽然最终清除了武周政权带给唐朝的耻辱,但这座矗立洛阳达20年之久的艺术品,却随之化为乌有。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2004年修改)